【台北漂流】伊格言:文化资本之匮乏,体现在双亲对我未来的「缺

2020-06-12 评论 523

英国研究显示,台湾大一新生入学时为单身者,迄大二开学止,一年之间,将有52%成功结交过异性或同性伴侣。而若以上述之异性恋情侣为统计母体,则男性台北人(户籍设于北市或新北市,即大台北地区)搭配女性非台北人(户籍非设于大台北地区)之机率为45%,远高于男性非台北人搭配女性台北人之机率(15%)。换言之,「北男南女配」之机率为相反配对之3倍。

以上当然是标準「英国研究」──我瞎掰的。然而虚构之事未必为错(我心底的OS:是的,此即所谓「小说反映『真实』而非『现实』」之明证),我相信多数和我一样的南部土包子都曾有类似经验──小大一兴奋无比,心中充满对大学生活的美好憧憬:我欲来去台北来打拼(或打混),听人讲虾米好康的拢在彼──而后你迅雷不及掩耳地发现,连把妹你都输人一截。

我提此事其实并无火气,意亦不在「战南北」;19岁土傻萌的我当然不会知晓,彼时明明白白展示在我面前的就是文化资本差距。不,我并不打算否认曾有一段时间我还真误以为佐丹奴是高级品牌的;这事蠢到我自己都感觉不像真的。是以当很多年后,马总统自然而然地说出「那些都是穿Giordano的人」时,我遂于电视萤幕前冷汗直流,面红耳赤,彷彿犯错的人是我一般。是的,这确实也是一个关于阶级流动的故事;讽刺的是,它直接牵涉的是文化资本,而非经济资本──也因此更难为他人(包括我父亲,一个原本就极度缺乏文化资本的人)所理解。

我的父亲。时常要我向他人如此介绍我的家庭:我父亲是小儿科医生,台北医学院(此刻的台北医学大学)医学系毕业;我母亲是药师,高雄医学院药学系毕业。我的祖父母是台南后壁乡下一对再普通不过的农夫农妇。我并不确知我的父亲何以选择行医作为一生志业;我想最重要的原因约略是为了「脱贫」吧?

我曾听父亲不只一次提到童年年节时分,一家人分食几块肥猪肉时那异乎寻常的感官体验──父亲(想像一位剃平头、穿麵粉袋,长得像一休和尚的小男孩)嚥下那一口柔软滑腴的肉时,大约觉得世界的光度都改变了吧。这确乎并非自小(于物质上)养尊处优如我者能够体会。据我所知,祖父既非富农,亦非贫农,是以父亲的经验,大约就是一个彼时台南县乡下一般农家子女的经验──至少在关于物质享受此一层面上。

值得庆幸的是,无论主观愿望或客观环境,那都是一个脱贫的好时代(详见〈如何论证一代不如一代,与文明简史〉)──这正是一个藉由教育与升学窄门成功实现阶级流动的标準版励志故事。医学系毕业的父亲在我6个月大时于小镇新营开业。我往往半开玩笑地这幺说:「6、7年后,等到我上小学,我们家莫名其妙就成了有钱人了。」

此即是「郑小儿科诊所」于我之意义──它使我在成长过程中物质不虞匮乏。免于贫穷与饥饿,于我而言唾手可得;然而与此同时,成长的环境亦使我成了个文化资本匮乏的南部小孩。理论上,经济资本当然可相当程度被转换为文化资本,是以同于当时绝大多数中产阶级父母的(错误)想像,我也上了才艺班,学了钢琴和书法;但坦白说,基于见识,基于「文化资本贫弱」此事之先天限制,儘管我从小就沈迷于阅读(对,记得《汉声小百科》吗?记得《民生报儿童丛书》吗?),我的双亲并未成功而有效率地执行「以经济资本积累文化资本」此事。

他们并不知晓「此路可通」。而新营──我的故乡,我所成长的小镇,在我小时它涵容了7万人口,30年后的此刻依旧7万──曾拥有一间三商百货(现在没有了),曾拥有一间垫脚石书店(现在消失了),曾拥有一间金石堂书店(此刻还在,但令人惶惶不安忧虑它随时準备关门大吉,因为它超过了一半面积在卖文具),曾拥有一间星巴克(此刻还在,且据我观察生意不恶)。

我小时身上衣饰,全数来自传统市场里的传统服饰店,它们拥有的都还是「凯嘉服饰」、「小袋鼠童装」之类的中文店名,因为其时它们还不懂得以洋名假掰装高级;而「小袋鼠童装」的女老闆,正是我国小同学的妈妈。当然,(当时)没有Giordano。

我就是这样长大的。文化资本之匮乏直接体现在我双亲对我未来的想像上──或说,体现在对我未来的「缺乏想像」上。最初,我的志愿是当火车司机(以现今行话言之,幼稚园的我是个小铁道迷?),上小学后很快变成科学家。我双亲对此乐观其成,因为他们全然缺乏对其他可能性的想像,尤其是人文方面──他们并不理解作为一个编辑、一位学者、一个艺术家、一位记者、一位媒体主管或开一间文青咖啡馆是什幺感觉──那不是他们想像中的「正常职业」。

他们只明白当医师、当药师、当老师、当公务员或当工程师是怎幺回事,而那就是他们唯一认可的好职业。于此,想必无须我多作解释,因为有许许多多婴儿潮世代的台湾父母尽皆如此;我们对此再熟悉不过了(其他类似偏见尚有:漫画书没水準、小说乃无用之物、迷金庸毫无益处、打电动千万不可以、读文科会饿死、男生一定得唸理工医,以及「长大后不准碰政治」)。

想当医师,想当工程师,「成绩好」绝对必要,是以国中毕业后,我们要不是被送往着名的私立兴国高中(兴国高中,旧时台南县四大私立名校之一,他们为成绩较好的同学特地成立了「医科班」,每年以极高命中率消耗着各大医学系的有限名额);要不就是读公立高中,但同时被送往补习班。

说实话,南一中时期的我是个喜欢补习的小孩,因为我觉得补习老师有效率极了──要在每週3小时的短暂上课时间中教完所有进度,当然非有效率不可。但直到我到了台北念大学,我才真切体会,原来连补习老师都有城乡差距──一般而言,在南阳街过气的补习老师才会开始他们一路向南的「巡迴」;而当遶境的老师队伍离开了台中一中街水利大楼,则大致也宣告了他们职业生涯辉煌时期的终结。

不,我们毋须替他们的生计忧心,如我所言,那是个致富的黄金年代,身怀绝技兼且吃苦耐劳的名师们(他们以惊人的毅力与天分,维持着上课的强度与笑话的密度)大约皆已攒够了一辈子足以高枕无忧的财富;而进了台大之后,你才发现,最大门派当然不会是你们南一中或中一中,令人意外地亦非建中、北一女,而是沈赫哲与殷非凡。

此即城乡差距。此即文化资本差距。我难免幻想着如若我成长于台北,在其他条件皆不变之情形下(控制变因),我的联考分数好歹也会再高个20、30分不成问题吧?如若我国中时就能让高国华或陈子璇教英文,我外语能力应该不会像现在这幺烂吧?(我想这是后来「补教人生」轰动上映之时,我之所以倍感亲切的原因?)

而我们南部男生之所以连把妹也输人,此亦为主因之一──当补高国华与沈赫哲出身的北部男孩们,往往能机灵且熟练无比地安排一整套浪漫约会行程时,来自小镇新营(此刻连间电影院都没有)的我才笨拙地开始学搭公车搭捷运。看文青电影?抱歉,我上大学之前唯一看过的艺术电影可能是英格玛柏格曼的《秋光奏鸣曲》,仅此一次别无分号,那正是一位喜欢我的女孩带我去看的。女孩怎会知道?因为除了天生聪慧之外,她尚且拥有比我丰厚许多的文化资本──她的父亲是历史系教授。

是以19岁的我,如何可能知道什幺叫「影展」呢?缺了件防风夹克时,我如何可能知道该往何处置装呢?唯一可反击之处是,我大学时代亦曾交往过一位女友,她是台北女孩,而她不会骑脚踏车。这是我遇见她之前无法想像的。

我慢慢学会了这些。子入太庙每事问──这比喻确乎不伦不类,但理想状况如此;事实是「子入太庙每事傻」或「子入太庙每事土」。如若你是位具交际天分的年轻人,你会学得比较快,因为你确可「每事问」──你找得到人问;至于害羞如我,的确就只能傻在原地、土在当下,继续「stay foolish」了。

如果可以,我们当然不会容许此事一再发生。但与其说我们正是经典好莱坞老片《窈窕淑女》中欠调教的奥黛丽赫本,不如说我们更像侯孝贤《恋恋风尘》中惨遭兵变的阿远;或《大亨小传》中那终究在黛西的石榴裙下一败涂地的大亨盖兹比。

由此可知,类似故事并非90年代所独有,身为婴儿潮世代的双亲想必亦曾亲历。然而与我的父亲相比,我已拥有更好的基础;因为我父亲面临的是经济与文化资本的双重匮乏;而到了我这代,由于我父亲的成功脱贫,我的难题仅余「文化」一项。这正是导致我父亲与我严重冲突的因素之一。

高中毕业后,我考上台北医学大学医学系,顺利成为我父亲的学弟;我并不打算继承衣钵,因为我对小儿科并无兴趣,我有兴趣的是成为一名精神科医师。但出乎意料的是,在医学系期间我读得极其痛苦,于是萌生了逃离医学系的念头;这使我与我家庭的冲突在极短时间内尖锐化。

这理由再简单不过:我的双亲确实不明白在放弃医学系之后「出来要做什幺」──如前所述,在他们的想像中,读文、读商者实无正当且报酬合理之职务可选;更悲惨的是,水深火热中的我,其无知程度也比我父母好不了多少。我同样对所谓「文化工作」之确切样貌极其懵懂,一切皆凭想像得来。

于故乡新营,在那至今仍人口7万的小镇里,即使小镇仕绅如我父母者,也没怎幺见过任何一名文化工作者,更何况他们与我同样不善交际。资讯匮乏之年代,无网路,无脸书,当然也读不到〈25岁前,就定位〉或〈35岁前该完成的人生20事〉此类生涯指导──遑论其对错。面对此一人生变局(而今看来何其渺小轻盈;简直是中产阶级一帆风顺之癡傻人生中的小小意外),我与我父亲同样手足无措。

而我此刻知道得多幺清楚──其实以我父亲开业20年攒下的积蓄,游学、留学、再考、换领域、学语言⋯⋯可行的选项可多了。我父亲对我的爱毋庸置疑,那必然就该是以经济资本交换文化资本的关键时刻,且我们恰恰负担得起;然而我与我的双亲无能于此,合作无间,一起耍笨,除了以碎玻璃般尖锐的语言伤害彼此之外,什幺也没做。

俱往矣。此即是我最初的台北漂流。我至今依旧笨拙地学习着这套与我的出身格格不入的语彙。而今我算是「半成功」了吗?(笑)以此套语彙标準而言,我穿着不体面,对场面话之运用极生疏,常过度真诚以致暴露弱点,加之以生性寡言,对场域内之利益交换本能性拒斥。要不是身上还有些奖项头衔堪用,要不是笔下还真有几本书,要不是气质尚可,要不是「天公疼憨人」(?);我简直一无是处。

我常抱怨自己不上相,总自嘲地不断强调「本人比较帅」或「本人比较瘦」,而事实上,此类抽象意义上之不上相,才是真正难以迴避的不利因素。我不愿过度强调此事之影响,然而也难以对此视而不见。我完全理解《海角七号》开场那句「我操你妈的台北」,虽则这些年来缓慢累积着自己文化资本的我向来不曾如此愤世嫉俗;毕竟在「操你妈的台北」这层意义上,我可能尚且相对是个「北漂胜利组」而非「败北者」(败在北部者)。

而我偷偷埋怨着我的父母(像个忘恩负义的陈世美),埋怨着自己,埋怨着我们这个在当初的关键时刻相亲相爱,彼此指责,蠢成一团,哭成一团的小镇一家人。有时我以「生命真是太艰难了」作为日常中所有慨叹语之起手式──此话听来若有千帆过尽之沧桑(想像镜片后那对灰败的眼睛,鬓边夹杂的白髮与抬头纹,它的反义句是「教练,我想打篮球」──青春之勇,如此纯真而无知于人世险恶,无知于自身之限制),但我必须说,相较之下这已是轻描淡写;事实上更準确的潜台词是「人如何能与那庞然不可测之命运对奕?」

人如何能与命运对奕?答案当然是:不能。命运绝对比人工智慧AlphaGo更能羞辱你,因为它的内部演算法即是天机。那正是我于今未止的北漂时代予我之最终感想。英国研究显示,台湾大一男女交往的配对组合以「北男南女」为多;研究不真,但结论不假;我尚且好奇的是:那后来呢?后来怎幺了?小大一终究有转大人的一天,而他们将被属于他们自己的台北漂流经验形塑成何种模样?(一个堕落的故事?励志的故事?荒谬而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一齣喜剧或悲剧?)

当5年后他们逐渐步入职场,当10年后他们逐渐步入婚姻,「北男南女」的配对状态是否仍维持绝对优势?抑或此现象仅呈现于在较高阶级、较高社会地位之群体中?如此文化资本之差异如何影响了他们的婚姻?

我没有答案。这是个社会学问题,我未及读到相关英国研究。而我哀悼着我的癡傻人生,嘲笑着曾如盖兹比一样天真愚笨地嚮往着对岸那盏遥不可及之绿灯的自己。属于我的台北漂流,正是我和我的父母一起耍笨的历史。往好的方面想,除了荒谬且颇具娱乐效果之外(对,喜剧就是悲剧加上距离),那还真有些萌不是吗?


外边世界脸书|伊格言脸书